一、教育經費籌措與分配
台灣公私部門教育總經費在這幾年（2001-2005）一直維持在6.1％GDP左右，雖低於美國、南韓、法國，但高於大多數OECD國家。各級政府所編列的教育經費約4.4％GDP；2007年公部門教育支出（含特別預算五年五百億分年編列經費及國立大學教務基金自籌的470億），已逾五千億，高教經費公立0.8％；私立1.2％GDP，合計2％GDP，若計入五年五百億分年特別預算，則公立上升到0.9％以上；該項經費雖仍低於美國、南韓、加拿大，但已高於OECD國家之平均（公立1.1％，私立0.4％，合計1.5％GDP）。中央教育經費並未因凍結憲法164條而下降，惟近十年來高教大幅擴張達三倍容量，亦無相對應之增支。就公部門教育經費之投入而言，高教18-21％，高教經費主要由教育部籌編。

二、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之檢討
各級教育在這十來年間最明顯的變化是高教容量急速攀升達三倍之多。但檢視1995-2005全國公私部門教育經費占GDP比例，從6.47％降至6.1％，公部門則從5.28％降至4.4％，反而是私部門從1.19％升至1.7％（主要是新增或改制之私立大學校院的投入）。中央教育經費近十年所增加之2∼3％，大部分透過行政院一般教育補助款之增加以挹注地方，另一部份則用在急速增加的法律義務性支出之上。高教經費因之吃緊，無法符應當前國際高教之激烈競爭。公私部門的高教經費（公私大學之比例為3：7，私部門之投入大於公部門）雖已逾2％GDP，但台灣除了大學容量激增稀釋了經費使用以致不足之外，尚難由政府各部門的多重經費支應、民間捐款、與調整學雜費（如美國）獲得挹注。

在每生培育成本上，近十年來高教的每生培育成本成長幅度，則低於國民中小學，在當前生源減少下（約七年之後的十年期間，進大學校院的學生在淨在學率不變下，將減少1/3），若一切條件不變，將有1/3的大學容量空出來，要不然各校（共147所）減量，或減少後面1/3的學校，此時高教體系中的私立技職學校將遭遇到最大壓力。私校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如何在這三年之內修訂助其轉型，乃是應及早處理之事。

三、高等人才培育策略
高教精進與全球化人才培育策略，是當前台灣人才培育中最根本的問題。

(一) 高教精進。
台灣高教的普及率大幅成長。以2006年為例，繳卡高中生考上一般大學比例（不含技職）已大於90％，18-22歲大學（含技職）粗在學率>80％，18-22歲高教（含專科）淨在學率約52％，18-22歲四年制大學淨在學率約45％。但2005年的資料（OECD Indicators；行政院主計處），可看出各年齡層受大學以上教育之比例，台灣與OECD國家平均值雖在總體上已趨近，但在較高年齡層上仍有不足：25-64歲<15.6％ vs. 16％>；25-34歲<25.3 vs. 20>；35-44歲<14.2 vs.17>；45-54歲<10.3 vs.15>；55-64歲<8.7 vs.12>。由此可見，社會教育與回流教育仍有投資之必要。

其次分析台灣高教的公平性、效率、與品質問題。Tsai與Shavit(2003)指出過去因性別、父母親教育程度、族群、高中職分流，所產生的高等教育機會不均效應已大幅下降，可能與高教容量大幅擴增，降低了入門壁壘的因素有關。但父親職業（如白領、工人、或務農）與父母親教育程度，對子女進入四年制大學（而非專科）仍有影響。亦即過去由於數量不足所造成的不均度雖已逐漸消除，但質的壁壘（如大學 vs. 專科）則仍有不均度存在。

整體的高教不均度並未隨時間擴大其因家庭差異造成的效應，如第一分位（前20％）與第五分位（最後20％）的家戶所得差距已逾6倍（2004年），但在過去十餘年其子女入大學比例並無顯著變化，一直維持在第一分位家庭子女就讀大學的比例約為第五分位的1.6倍，第五分位家庭子女就讀大學的比例則為全體家庭平均的70％。其主因可能也是來自高教日趨普及之故。但國立大學（平均而言，是大多數學生想就讀的較好大學，且學雜費較便宜）的學生中，相對於私立大學，仍有較大的比例來自中上階層家庭。學雜費高低以國際標準而言，並非大問題，因以台灣的平均稅賦（不含社會安全捐）約12％而言，2006年公立大學學雜費占年均每人GDP的11.5％，私立大學為21％，在國際比較上仍屬偏低，問題是出在相對剝奪感。另尚可一提者，台大學生逾50％來自台北縣市，原住民學生的大學就學率約僅為漢人的1/3（這已是多年改善後的結果）。由此觀之，量的壁壘雖已逐漸消弭，但質的壁壘仍舊存在。

就大學素質而言，King（2004）發現一個國家在科學上的影響力，與其財富狀態息息相關，這點與中小學生在國際比較上的學術性成就表現（如TIMSS、國際奧林匹亞競賽），不見得會受國家財富狀態或每生培育成本之影響，顯有不同之處。另若從1993-1997與1997-2001兩個時段來看，則台灣在論文篇數、引用數、前1％最常被引用論文數三項指標上，已從過去超前南韓而變成落後。台灣的相對下降（雖在絕對值上有成長）與過去投資不足顯有相關，好在近期有五年五百億的特別預算與教學卓越計畫挹注，且R＆D經費上升到3％GDP亦有疏解功能，但短期的救急並不足以因應長期追求卓越之需，尚待更穩定的高教投入。

(二) 全球化人才培育策略。
人才培育是全球化中最受關切的項目之一，各國莫不視為大戰略而全力以赴。OECD國家的De Se Co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e)計
King , D. (2004) . The scientific impact of nations. Nature , 430 , 311-316.
畫（1977），提出互助式使用工具、異質團體之互動、自主行動三者，當為人才培育之架構，並以PISA與ALL（Adult Literacy and Life Skills Survey）當為評估工具。美國則提出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 NCLB, 2002 )，強調閱讀與數學能力之補強（部分原因係因TIMSS表現在國際比較上落後之故）；2006年則提出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 (ACI )，在有關教育部分為補強與接續NCLB（一直到中學），並在高教上強調STEM（Science ,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 and Mathematics）與就業能力。

在各級教育（尤其是高教）上則強調國家性之國際比較指標（international benchmarking）。以台灣為例，應特別注意中國大陸的追趕，不被南韓超過，追上荷蘭與澳洲，學習日本、加拿大、美國、英國、與芬蘭。台灣迄無上位的國家人才培育白皮書，應深入瞭解前四類國家之人才培育方式及利弊得失，做為判定國家人才培育總體政策的依據，並當為分配總體教育經費之基礎。

四、教育資源與人才培育政策的配搭
教育政策之判斷與推動需兼顧公平正義、效率、與品質，缺一不可。過去台灣的教育著墨於公平正義者多，亦為台灣教育特色之所在，今日雖因教育普及之故，公平正義議題可獲較大之疏解，惟仍有質的壁壘尚待處理。在效率議題上，則因社會的多元發展，教育部門雖偏保守，亦逐漸適應各項管制之解除與市場機制之引進，但在師資、課程、與經費使用效率上，尚存在有甚多待改革空間。高教是最具國際競爭性的領域，也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台灣的高教雖已日益進步，惟生源即將不足的警訊，尚無妥善的因應方案；更重要的則是國際高教的進步已相當明顯，各國莫不視為最重要的國家政務之一，相形之下我們的腳步是否相對落後？台灣高教品質的提昇依國際慣例是要投入大量經費的，我們是否已做好長期的準備？

以當前國際競爭激烈下，教育事務之推動不能不特別納入全球化的考量，應有國際視野，在做任何規劃或政策制定時不能不放入國際比較資料，而且依此制訂國家人才培育白皮書的上位計畫。在全球化下辦教育必需有上位計畫，方能提綱契領將教育資源與人才培育政策做好配搭工作。